苏老师。我基本上当面都称她苏老师，偶尔会在人前称她苏姐。其实，苏老师的职业是警察，就是北京人说的“片儿警”，我的户口就在她的辖区内。也是因为我迁徙户口才认识她的。那年国庆节我没啥事儿，也不想回父母家，就跟着报社跑体育线的老鲍一起去了大连，在记者席上蹭了一场男足国家队的比赛，现场见证了国足第一次（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）晋级世界杯。第二天在回京的火车上接到单位人事科秦姐的电话，说好不容易找到我迁入报社集体户口的底卡了，我可以开始办理户口迁出手续了。过了两天我回到单位，见我的办公桌上一个大信封，里面是秦姐准备好的我的户口材料，还有一张空着抬头的介绍信，就兴冲冲地拿着大信封，打了辆的士直奔东城而去。到了派出所门口，我掏出手机，找出老鲍给我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，问道：“请问苏警官在吗？”电话那头一个很亲切的女声回答：“我就是，您哪位？”“啊，苏警官您好。我是陈彧啊。我们报社的老鲍给我您的电话，他说他妈妈已经把我的情况跟您介绍过了，让我直接来找您。”“哦，我记得这事儿。您材料齐全了直接来我们派出所找我就可以，我今天和明天都在所里。” 没有记忆的人不伤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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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老师。我基本上当面都称她苏老师，偶尔会在人前称她苏姐。其实，苏老师的职业是警察，就是北京人说的“片儿警”，我的户口就在她的辖区内。也是因为我迁徙户口才认识她的。那年国庆节我没啥事儿，也不想回父母家，就跟着报社跑体育线的老鲍一起去了大连，在记者席上蹭了一场男足国家队的比赛，现场见证了国足第一次（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）晋级世界杯。第二天在回京的火车上接到单位人事科秦姐的电话，说好不容易找到我迁入报社集体户口的底卡了，我可以开始办理户口迁出手续了。过了两天我回到单位，见我的办公桌上一个大信封，里面是秦姐准备好的我的户口材料，还有一张空着抬头的介绍信，就兴冲冲地拿着大信封，打了辆的士直奔东城而去。到了派出所门口，我掏出手机，找出老鲍给我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，问道：“请问苏警官在吗？”电话那头一个很亲切的女声回答：“我就是，您哪位？”“啊，苏警官您好。我是陈彧啊。我们报社的老鲍给我您的电话，他说他妈妈已经把我的情况跟您介绍过了，让我直接来找您。”“哦，我记得这事儿。您材料齐全了直接来我们派出所找我就可以，我今天和明天都在所里。” 没有记忆的人不伤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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